在抗战期间，中、苏、朝三国人之间的关系同反法西斯联盟中各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家同仇敌忾、互相帮助，但是考虑到自身安危和利益，特别是战后的政治安排，就各有盘算了。《近代史研究》刊著名学者沈志华的文章详解其中缘由。

　　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即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支非常特殊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它原则上是中国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军的直接指挥，其成员有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以及苏籍赫哲族人，故亦称“国际旅”。八十八旅从1942年8月建立到1945年10月解散，虽只存在短短三年，但它的历史却深刻地反映了战时远东地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侧面，呈现出中苏、中朝、苏朝这个三角关系的微妙内涵。

　　在东北的党组织成立时（1927年）受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迁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后（1933年），则受上海中央局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不过，由于地缘的因素，与其他地方组织比较，东北的党组织一开始就受到莫斯科的特别关注。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日之间采取了中立政策。一方面积极恢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动承认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多次提出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就是阻止日本的西进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对东北的抗日斗争也采取了左右逢源的做法。

　　在日军的重兵围剿和强大压力下，抗日游击队时常被迫越境逃往苏联远东地区。对此，早在1932年6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作出决议，“应把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官兵扣押并送往内地的军管区”。根据俄国托木斯克州最新开放的档案，1932年12月，经苏联政府同意，马占山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部2890名官兵及1200名平民退入苏联境内。一个月后，李杜和王德山率所部5000余人也退入苏联。

　　尽管苏联外交部拒绝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和交出中国官兵的要求，但苏联政府也不能公开放他们回国继续战斗，便将这支部队“收留”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中，并给予苏军士兵的待遇。外交风波过后，按照中苏政府的安排，驻留苏联的中国平民经海参崴被送到天津港，苏炳文等高级军官由欧洲转道回国，而大部分官兵则通过中亚地区送往新疆，交给亲苏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收编。

　　这次事件后，苏联又作出新的规定。1933年3月8日，斯大林签署命令：“今后只扣押级别最高的长官”，“其余人员在解除武装后不必送往集中营，也不供养他们，而是向他们提供工作。如果拒绝工作，就把他们驱除出境。如果他们愿意返回中国，不阻止他们自费离开”。

　　自1933年夏天起，先后有8支东北抗日部队假道苏联进入新疆，含家属总计约3万人。苏联采取这种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既不得罪日本人，也对得起中国人。即便是对领导的游击队，也不例外。1937年底1938年初，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和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会主席、三军军长赵尚志赴苏请求援助，六军军长戴鸿宾率部退入苏境，均被苏军扣押，时间长达一年以上。

　　然而，此后接连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迫使莫斯科改变了对东北抗联的态度。起点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局局长留希科夫叛逃事件。留希科夫于1937年7月调任远东地区，负责“肃反”工作。当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疯狂至极，仅远东地区就有20万人被捕，其中超过7000人被处决，最后连留希科夫本人也处于危险之中。当留希科夫听到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提醒他“注意安全”后，于1938年6月13日越过波谢特-珲春中苏边界线，逃到日本关东军阵地。根据留希科夫提供的情报，日军逮捕了100余名苏联情报人员，使苏联在东北的情报网陷于瘫痪。留希科夫事件发生后，苏联与日本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关东军要试探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实力，而苏联则要坚决打消日本西进的念头，于是接连爆发了张鼓峰战役和诺门坎战役。显然，此时对苏联（特别是其情报工作）来说，在东北的组织和抗联残余部队就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借用力量。

　　后来，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等人考虑成立一个教导团，由苏军派人进行集中训练。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根据这一建议制定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方案，报请统帅部批准。后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意见，教导团扩大为教导旅，授予部队正式番号，并按照苏军标准保证军需和后勤供应。1942年7月21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帕纳先科下达命令，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亦称国际旅）成立，以抗联驻苏人员为基干，加入苏军指战员及伪满起义官兵，旅长周保中。

　　至此，抗联部队完全融入了苏军建制，党组织虽继续存在，但只在旅内起作用，而整个八十八旅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苏联手中。此后，抗联人员开始系统地接受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工专业培训和一般军事训练，并完成苏军交予的各项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八十八旅中的朝鲜人便逐渐形成了一支以金日成为核心而服从莫斯科指挥的队伍。

　　1936年以后，东满地区的朝鲜人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抗日联军第二军中，朝鲜人占60%，而在吉东、南满游击队的党员中，朝鲜人占20-30%。很多朝鲜人已在党组织和抗联中承担起重要的领导工作。在这批干部中，金日成属后起之秀。与金策、崔石泉、许亨植相比，金日成不仅职务低，而且年纪轻，但他敢说敢做，很引人注目。

　　早在1935年，东满特委在报告中就两次提到金日成，说他“忠实，积极，勇敢，游击战争经验很多”，“在救国军中有相当信仰”。1939年8月30日《新华日报》报道：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时常出没于对岸朝鲜境内各地，袭击敌警备队”。

　　金日成在朝鲜的游击活动也惊动了日本人，以至于企图收买和悬赏50万日元捉拿他。日本在朝鲜报纸上针对金日成的宣传无疑“提高了金日成在朝鲜人民中的威望和知名度”。不过，金日成能够出人头地也是机缘巧合，因祸得福。

　　日军的大规模讨伐开始后不久，1939年10月抗联第一路军决定采取分散游击、保存实力的方针。战至1940年冬，第一路军损失惨重，总司令杨靖宇战死；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病倒，下属第一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第三方面军指挥曹亚范及许多干部相继牺牲，只有第二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率部转入长白山密林，得以逃脱。

　　为了躲避日军围剿，金日成率领部队自安图北上，于1940年10月23日越境进入苏联。金日成及其部下越境后，即被苏联边防军扣留，幸而周保中出面才得以解脱。但幸运的是，此时正赶上苏联方面想召集抗联各路领导人会议，第二、三路军负责人均已到达或取得联系，只有第一路军的魏拯民毫无音讯。于是，金日成便成为在苏

　　联境内的第一路军最高长官和唯一代表。按照苏方的要求，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和徐哲提交了关于第一路军情况的报告。随后，金日成就作为第一路军的代表参加了会议。金日成在抗联中地位的提升还与周保中的举荐有关，周保中曾赞誉：“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高丽人之最优秀分子，他在东北南部和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

　　就这样，在八十八旅营地，形成了以金日成为核心的朝鲜游击队员团体，即后来的“游击队派”。这一派的主体是金日成领导的第一营的指战员。金日成后来奉斯大林命令返回朝鲜，所带领的就是这批人。

　　▲这是1944年，被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８８旅的中国抗联将士与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瓦西里·伊万诺夫等人合影。前排右三为周保中、左二为李兆麟。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德国战败投降后，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斯大林便把目光转向远东。1945年5月，苏联方面向周保中传达了远东军司令部的指示：在预定几个月后开始的对日作战中，八十八旅将编入远东第二方面军序列，并扩建为一支10万人的正规部队。随后，经与苏军商议，周保中等人制定了行动方案，并提出与中央恢复联络，再建抗日联军，恢复东北党组织并在中央政治路线下开展行动等一系列要求。

　　苏军进攻东北，的确需要八十八旅的全面配合，尤其在侦察、情报和向导方面。对于这一任务，远东军司令部和周保中有精心安排，训练有素的八十八旅战士也完成得很出色。7月下旬，苏军将挑选出来的290名八十八旅指战员组成先遣小分队，空投到东北的18个地区，为即将发动的进攻做侦察准备。但是八十八旅主力部队的命运却因形势变化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鉴于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和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放了第一颗，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150多万人分三个方向大举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同日美国又在长崎投放了第二颗。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突然变化且发展迅速的局势，迫使苏联重新对八十八旅的前途作出安排。

　　战后，斯大林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日本海失去的一切权益，同时将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切割出去。而要合法地实现在中国的目标，就需要与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本来的想法是迫使中国接受苏联的签约条件，以换取苏军对日作战，此意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同。但就在中苏双方的外交谈判陷入僵局时，美国突然投放，结果改变了各方的态势和考虑。斯大林担心可能因日本投降中国不再需要苏联出兵，也不必签订同盟条约，如此一切远东设想便将难以实现，故决定提前出兵。

　　在苏联大军已兵临城下的状况下，蒋介石担心苏联占领东北后赖着不走，或将东北交给。于是，双方实行了妥协。蒋介石答应了苏联的一切条件，而斯大林则承诺绝不援助，东北的主权只向国民政府移交。这样，原本就在领导下而现在又急于与取得联系的抗联部队当然就无法如愿以偿了。

　　就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八十八旅召开了动员大会。全旅官兵激昂慷慨，跃跃欲试，一致要求立即协同苏军反攻，消灭关东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会后，周保中致函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请求把八十八旅派往东北。金日成也写信，请求将他的第一营派往朝鲜。除了口头安慰，周保中和金日成都没有得到苏军的正式答复。在随后的几天里，周保中坐卧不宁，不时地向大本营和联络官询问。苏军司令部却朝令夕改，一再拖延。

　　随着日本投降和苏联红军占领中国东北，八十八旅已无使用价值，10月15日，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正式解散了这支特殊的部队。随着这支“国际纵队”的解散，金日成以及随他回国的朝鲜人便脱离了与的组织关系。金日成一行于9月下旬回到朝鲜。10月14日，在苏联占领军认真准备和组织的平壤群众大会上，金日成第一次在朝鲜公众面前公开亮相，并发表了演讲。以后金日成的“游击队派”便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参与了北朝鲜政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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